关于今年的小说创作状况，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，记者为此采访了几位文学杂志主编、青年作家、评论家。通过他们的见解，结合记者个人的感觉，可以看出，今年是小说创作的一个“平年”；偶尔有一些小石子扔进大海里激起一两圈涟漪，随即不见。这也是文学创作的必然趋势，热一阵、冷一阵；与人的境遇也息息相通，大红大紫过后，总有一段平静的日子。

□杂志主编
宗仁发(《作家》主编)
整体状况较低迷
今年小说界的整体状况比较低迷，包括那些有实力的作家，比如韩少功、莫言、王安忆、苏童、余华之类，没有什么好的表现，量也少了很多。新生代作家以及70年代作家，也同样表现平平，缺少新鲜的东西，虽然这部分创作群体的创作量还是比较大的，但力作太少。所以，可以用“平淡”两个字概括今年小说的状况。

当然，并非没有好作品。比如李洱、叶兆言，就有不错的表现。在《作家》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也有不少好作品。比如红柯的《老师您好》，抒情性比较强，属于诗意化的作品；潘向黎的《缅桂花》，爱情小说，但不同于一般的爱情小说，注重的是爱情过程中人的细微变化，对爱情本身的描写比较淡；金仁顺的《水边的阿狄丽雅》、《人说海边好风光》，也属于爱情小说，但在处理方面有特色，很新颖，注重内心把握，揭示现实生活中爱情理想与爱情现实的冲突。

何锐(《山花》主编)
作品大多相类似
我认为今年的小说还是保持了一种平稳势态。因为小说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总体上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，今年也是保持此状况。探索性的作品比较少，小说试验相对来说视野比较狭窄；对人性的认识与挖掘不太够，生活现象比较多，但过于表面化；性爱方面的题材太多，对生存的境遇、存在本身的关注比较弱；精神向度方面太不够，生态不够平衡；对现实批判的力度不够，缺乏深度；小说本身低于生活本身，生活比小说更复杂；作品揭示的东西不能给人以震撼，关注底层的作品少，更多的是中产阶层的生活，与作者本身的生活有极大关系；作家的作品比较相似，大同小异，力作不多。

新锐方面，也没有大量涌现小说新人，杂志等媒体缺乏对他们的关注。但并非没有。据我的观察，女作家陆离不错，《山花》发表了她的处女作；林苑中，《山花》推了好几次；李修文也表现佳。我想，文学杂志也应该为推动小说的进展做尽可能的努力。要打破一些规则，把新出道的作家与已经出道的作家放在一个层面来推介。《山花》试图做这样的努力。当然，一批在90年代就已经有发展的作家，新世纪以来仍保持了相当的势头，没有被时间淘汰。比如东西、李洱、李冯、迟子建、徐坤、毕飞宇等。

我想小说作者还是应当自我拓展。要探索写作的多种可能性，不能一窝蜂，把差距拉大，避免自我重复、彼此雷同。反映在内容与形式上，都能保持水准。今年的小说有一个现象：水分太多。作家写作需要节制，避免浪费纸张，耽误读者时间，尽量不要说废话；最好有创新，哪怕一个很小的方面。

颜家文(《芙蓉》主编)
新作家迅速成长
六七年前，我们连续发表了一个后来被称为“美女作家”的青年作者的三个中篇小说，并且还将她的这三个中篇加上另外几个编辑成了一个集子，作为这个作者的第一本书出版。自那以后，我陆陆续续看了一些如同这个“美女”一般年岁的作者的作品。今年，我欣喜地看到一代新作家的迅速成长。这一代作家所写的东西一是真实，生活真实，情感真实，不粉饰，不虚伪。二是平民化，描述的是作者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，不“英雄”，不“神仙”，让人读来觉得朴实、真切。三是阅读感好，语言鲜活、流畅、亲切，“下咽”顺溜，没有“滞”“涩”的不舒畅的感觉。

但是，越来越多这样的作品，我也感到了它们的不足。一是题材的雷同，多是都市里咖啡馆、酒吧、写字楼、同居屋、床上的故事。二是所表现的情绪的雷同，洋溢在作品里的多是迷惘、颓废、看不到青春、激情的美丽的浪花。三是语言的雷同，没有属于作者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。四是批判立场的缺乏。作为刊物，我们希望作者的是，能够发掘与别人不一样的题材，刻划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物，使用与别人不一样的语言，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。

□青年作家
李师江(青年作家)
王小二过年
今年小说创作没什么亮点吧，虽然想想知名和不知名作家创作的长篇好像也不少，但没有什么体现创造性的冲击力的，语言上和观念上，没见到。比如说好像文人评论家说李洱的《花腔》是年初的一个看点，那是一个故意设置障碍的文本，写得怪怪的，除了一点乖戾姿态，没有什么是小说里建设性的因素。后来还有看见王干力捧张者的《桃李》，这本书把《围城》拉在一起比肩宣传，销量还可以好像。但是张者的文笔未老先衰，比较温吞，没有什么力量的东西，这个作品内容可以迎合文人趣味嘛。还有比较知名的作家，比如贾平凹《病相报告》，一年一本，就那样了，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嘛，过气了想突破不太可能。还有能在媒体看到的，比如张洁《无字》，张抗抗《作女》，就是“零难度写作”吧，没有亮点，只要一个文学青年埋头苦干也能搞出来。照理来说有突破性的小说应该出现在更年轻的小说家手里，年轻小说家出作品少，也难。尹丽川的《贱人》，文字功夫不错，观念很坚决，但题材太边缘，写得也太内敛，力量没有表现出来。还有个李修文有个长篇《滴泪痣》，煽情写作，文字和气质很软，艺术上看没什么写作耐力，也就走海岩的言情路线可以吧将来。年轻小说家里要有耐力能拼下去的很少。

其实网络小说里慕容雪村的《成都，今夜请将我遗忘》挺不错了，虽然写得不扎实，飘了，但气很足，语言也精彩，有粗糙的气质，阅读快感不错。应该说比上面的小说都好看，好看是小说中很大的一个价值。

魏微(青年作家)
还是写实类占主导
我看的小说不太多，给我的印象是，今年小说界还是写实类的小说占主导吧。作家也更关注现实生活。印象深的有孙惠芬的《街与道的宗教》，范小青的《乌妹》，叶弥的《司马叔叔的绳子》，毕飞宇的《玉殃》，朱文颖的《哈瓦那》等。

文学风向的变化，应该不是一两年时间就能看出的吧。所以今年与去年有什么不同，很难说，或许根本就没有变化。文学像一头巨兽，反应属迟钝的那种，这一点比不上时装和流行音乐。

以我自己的创作来说吧，今年写了一个长篇，预计会在明年一月出来。此外，就是在《青年文学》上开了一年的随笔专栏，中短篇未写。明年会写一点中短篇吧。至于其他人的创作，无从知晓。

戴来(青年作家)
文学到了她世纪
关于今年小说的整体状况，这个问题比较大，似乎更适合从事宏观考察的评论家来谈，我从我自己和周围的情况来感觉，大家都在一如既往地努力写着，但特别叫座或特别叫好的作品却不太多。就我非常有限的阅读，我想提一下李洱的《花腔》、荆歌发在《收获》上的《爱你有多深》和今年第六期《收获》上李冯的《信史》。

在我看来，2002年和往年小说创作有两点明显的不同。一是很多作家和出版界精心创制了一批为党的“十六大”隆重召开而准备的献礼图书，数量之大，反响之强，堪称文学盛筵。二是所谓的“文学到了她世纪”，尽管我不认同这种说法，但“她们”的写作正在史无前例地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。

就我自己而言(有卖瓜的嫌疑)，2002年刚开头，我就着手开始写自己的第四部长篇小说《甲乙丙斗，从四个角度来叙述故事，是个写起来有点意思读起来也会有意思的东西，可惜一年将尽，仍然没有写完。

□评论家
谢有顺(文学评论家)
阅读需要越来越多的耐心
今年被《美文》杂志逼着写了个专栏，大部分时间便都花在散文研究上了，对小说的了解就不够健全。总的感觉是，中国当代的小说写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期，那种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式的写作时代已经过去，作家的写作更多的是个人性的，大家似乎已经不习惯结盟，评论家也丧失了命名和归纳流派的兴趣，于是，就着整体而言，我们不能说今年的小说创作有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收获，但真正还在认真对待写作的人、真正有才华的人却从未停止过写作。也就是说，今年的小说界可能没有给我们贡献什么流派，但却给我们贡献了一个个具体的好作品，我觉得这样的气氛才是好的。一旦读者的眼光都被吸引到外面的文学运动上了，对具体的作品就难免会忽视；只有沉潜下来，你才会发现，每年都会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值得我们关注。这说明，阅读当代文学需要越来越多的耐心。

长篇小说我印象很深的有尤凤伟的《泥鳅》、韩少功的《暗示》、魏微的《流年》、李修文的《滴泪痣》等；中篇小说有东西的《猜到尽头》、鬼子的《瓦城上空的麦田》、吴玄的《发廊》、毕飞宇的《玉秧》等；短篇小说，我觉得铁凝的《有客来兮》和《谁能让我害羞》都是非常好的，还有，刘庆邦的《手艺》以及贾平凹的几个短篇也不错。但这些篇目是挂一漏万的，因为我读得并不全面。应该还有更多好小说没有进入我的视野。

年与年之间的变化应该不是很显著。但我认为，“反腐小说”和“政治小说”的畅销对今年的小说写作是有影响的，它使许多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比较注重商业因素了，那种严肃的艺术探索精神越来越少了，小说家也越来越懒惰，似乎不再追求叙事的创新，而更多的求助于故事的吸引力和市场的运作。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它可能使一些人获得短暂的商业上的成功，但小说毕竟是叙事的艺术，离开了这个维度，要写出好作品是几乎不可能的。

至于今年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小说现象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好好地想过。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私语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主导当代文学的写作。这种私语化的核心基础是来自作家个人面对现实时的直接经验(这与先锋小说注重语言经验的形式主义策略完全不同)，所以，这种小说的普遍特点是以“我”作为小说的叙述者，故意要在写作中模糊生活和小说的界限。你可以说他们的写作是异类，但社会思想的多元化，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提供了展开的可能。而且，这种私语化，使文学真正走向了多元和分散，并使个人在写作中的地位，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。

李敬泽(评论家)
文学趣味渐趋保守
不一定每年都会有很多好的小说出来。总体来讲，今年无论是长篇、中篇、短篇都不是非常出色的念头。其实也很正常。

从长篇小说来看，比较好的寥寥无几，当然我可能看得也不全面，至少进入我眼里的好作品不多。相对好一点的，李洱的《花腔》，麦家的《解密》、艾伟的《爱人同志》，以及有点畅销书性质的李修文的《滴泪痣》。像这些长篇小说，还是有其各自不同的特色的。这些人基本上属于新生代作家，所以也可以说，2002年是新生代作家比较大规模地进军长篇领域的年份———这些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开始创作出自己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作品。而像那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作家，今年没什么好的作品出现，不像去年，有莫言的《檀香刑》。

就创作环境而言，近些年来文学趣味渐趋保守，越来越强调写实、可读性，甚至把可读性与写实混为一谈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绝大部分长篇小说都是走写实的路线。我认为，像这种直接反映现实经验的现象，对长篇小说的创作限制得太狭隘。到今年为止，很多长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探索是不够的，很多作家丧失了艺术探索的雄心，所以很少在文体、语言以及小说的整个结构、叙述上特别有想法、富于探索精神。像李洱、麦家，他们的作品至少在某一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。写实的方式也导致了很多作家的懒惰，没能很好地用作品体现生存经验的复杂性。因为复杂经验需要比较复杂的形式去体现，这些方面作家们做得不够，以至于失去了很多经验中的复杂部分。

中篇小说方面，这一年引起大家关注的作品不多，比较好的像孙惠芬的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、陈世旭的《救灾记》、鬼子的《瓦城上空的麦田》、北北的《王小二同学的爱情》等，这些中篇我认为应该是反映了2002年度中篇创作的水准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虽然他们大致也是走写实的路子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并非那么简单、容易地进行创作，都是在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上深入现实生活、挖掘生存经验的复杂性。至于短篇小说，大概不下几千篇吧，无法具体谈论。

至于写作新人，今年中短篇小说还是像以往一样新人辈出的，但非常醒目的作品和作家很难讲，我们总不至于为某个作者写了几个短篇就欢呼吧。/李辉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