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走在这个世界
文/李辉 （1）黄永玉爱讲故事，会讲故事，浑身都是故事。 虚构与写实之间，轻车熟路。讲故事人微笑着张望故事中人，故事中人也许就闪动着他自己的影子。 他一生其实都在不断出演故事，叙说故事。不管他们快乐或悲哀，传奇或平淡。 几年前，我陪同黄永玉去他的家乡湘西凤凰。在那里，我听到了黄永玉一生中最初的传奇。讲这故事的是家乡的弟弟。而最初讲这故事的当然是他们的母亲。 黄永玉出生在常德，几个月后由父母带回凤凰。船在狭窄河道上行驶。途中，行至山间，父母忽然听到风声，道土匪就要来抢孩子绑票。船赶紧靠岸，父亲将黄永玉塞进一个大树洞，母亲则用锅烟抹抹脸，假扮船工，一会儿，土匪们叫喊着往下游追去：“快走，那个孩子能值三百大洋。”父母吓得紧揪心，既怕孩子叫出声来，怕被虫咬，他毕竟只有几个月。 土匪走了，母亲赶紧跑到树洞前，只见黄永玉安然无恙，没事一般自顾自地啃手指头。这下子他们悬起的心才放下来。 故事无异于虚构，但却真实地发生在黄永玉身上。河水澄碧，夹竹林青翠，鸟鸣悦耳。多么令人陶醉，幽雅景致。但土匪的闯入——多么突出地带有当时湘西的特色——打破了这片安宁和悠然。 我宁愿把这看作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暗示：黄永玉注定要在美丽与丑陋，安宁与动荡的世界开始他的人生，永远是自己的主宰。 后业的黄永玉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从过去走到现在。七十多年人生，漂泊、动荡、坎坷，同时又丰富，刺激，充实。大起大落，大悲大喜，交替出现在他的命运中，他很幸运。即便有过磨难，但没有迷失自己，没有改变自己。 他步履从容，潇洒地走在这个世界上。 （2）谈到黄永玉，不少人总是会想到他的猫头鹰，提到文革中所谓的“黑画事件”。不可否认，政治批判有时难免违背批判的初衷，反倒以扭曲的方式增加着被批判者的影响力和威望。不过，对黄永玉来说，我却觉得，“黑画事件”只是他一生中的一个小小插曲。审视他的艺术时，这个插曲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其实不必借助于波折与批判来增加自己的份量，尽管它也许曾经起到过这样的作用。但我更看重的是他永远拥有朝气，勇气，甚至傲气，还有他那似乎总是挥洒不尽的创造精神。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。 “写不好东西怎么能怪压力呢？只能怪你自己。”在说到艺术创作时黄永玉不止一次这样说。其实这也可以看作他的人生态度。对于一个乐观、执著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，不管外界如何变幻形态，如何难以捉摸，永远只能是一种背景，一种陪衬。重要的是把握住自己。 他便是如此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面对什么，他总是他，永远做自己的主人，把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，在命运面前，他没有遗憾。 艺术就是一种命运。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形下，他都情愿自己是艺术的主宰，艺术的创造者。只要激情尚存，信念尚存，他就不会停止心灵与艺术的对话。依我看，在他那里，任何艺术形态都肯有同样的份量，并无轻重高低之分。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，这正好与他的性格相吻合。这样，他便少了些清规戒律，少了些拘谨。他可以随性情而行。他自由而大胆地进行着他的艺术探索。他看重的是如何最充分、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觉，情绪，感情，思想等。也就是说，重要的过程，而非硬贴上的一张皮。毫不奇怪，他会对不同的艺术形态表现出青睐：水墨、水彩、油画、雕塑、木刻、版画：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小说。他涉及猎如此多的艺术样式，并且有过精彩的亮相。 在我看来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，有着难以捉摸的艺术潜力和变数。你不清楚，他不会预料，他会在什么时候以何种艺术面貌展示在你面前。 文革刚刚结束，当“黑画”风波刚刚平息，人们还在对他的“猫头鹰议论纷纷时，谁料想他以别开生面的荷花和鹤，把一个水彩与水墨结合得相得益彰的新风格，呈现在他的展鉴会上。 绘画上的视觉强烈冲击还在让人回味，他又以诗集《曾经有过那个时候》获得新时期文学的首届诗歌奖，讽刺、鞭挞，把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批判，表现得强烈而深沉。 还记得《新观察》上那个嬉笑怒骂、不拘一格的”吴世茫“老头，曾让不少人好奇，琢磨此公何许人也，居然能够如此敏锐，尖刻、幽默，就在此时，《永玉三记》的问世好似天外来客，使不少我这种年纪的人，初次领略了画与文机智与深刻有机结合的美妙之处。而他的同龄人同样也感到惊奇，因为他最早的那些思考片断，恰恰写在全民族的沉默与磨难之时，并且与此同时，他还写出了那首真挚感人的长诗《老婆啊你不要哭》。画也好，诗也好，呈现的不只是难以熄灭的艺术才华，更是艰难年代的一种人生勇气，一种不愿思想和感觉被阉割，不愿从此落寞的命运抗争。 1988年他欣然同意交给我《水浒人物》漫画在报纸上开设专栏，《永玉三记》的风格在这里得到新的发展。1996年，在阔别数年之后我们在香港重逢，我惊奇地发现，他在香港寓所的客厅里，摆放着他自己新近创作的大小不一的雕塑，造型独特，寓意深刻，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，而我的印象中，他过去似乎并未涉猎这一形式。 把惊奇不断放在你的面前，这便是艺术黄永玉的与众不同。 “万物皆备于我“，他有这种豪气。 一个人有天分这是他的运气，而天分与勤奋，与机遇一量走到一起，就会是美妙结合。到了这种境地，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 像他这样有天分，真正有资格称得上艺术家的人实在不多。不错，和许多真正的艺术家一样，他也是在全身心沉浸于艺术的时候，在排除艺术之外的种种干扰的时候，才最有创造性，才最容易找到艺术感觉，他的成功即在此，他的价值，也只有在艺术中才最为充分地体现出来，这样的人，自信而自傲。也许有遗憾，有痛惜，但却不会是为自己，而只能是为他所经历过的时代。 喜欢他也罢，不喜欢他也罢，或者甚至恨他，骂他也罢，他都不会在乎。了自信谁也无法否认他具有杰出才华这一真实。 能够如此傲立天地间，足矣！ （3）这世上能让黄永玉悦服的人实在没有几个。但数不多的几个人中，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。多年来与他聊天，我听到他提得最多，而且提到时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的表叔沈从文。 其实我认识黄永玉还沈从文有关。八十年代中期，我认识了沈从文，并在他那里第一次看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《太阳下的风景》。看得出来，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。我和笔记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，上面就记着这样一句他不止一次说过的话：”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，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，他的风格很独特，变化也多”，当时，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，对沈从文、萧乾有很大兴趣。这样，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。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，但写得最好的我觉得是黄永玉。我颇为喜欢《太阳下的风景》（还有后来的《这一些忧郁的碎片》）。当时，乃至现在，当想到来自湘西的这两个人物时，黄永玉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，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，有着特别的举。 “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下不知由于什么原因，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幻想。从历史角度看来，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，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，顺着小河，穿过洞庭去，‘翻阅另一本大书’的” 的确，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。 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，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，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，前往北京。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，到江西，福建一带流浪。在漂泊中执著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。 漂泊，在五四时代形成而蔚然成风，和沈从文、黄永玉曾有过密切关系的萧乾，1929年在漂泊汕头时，便在笔记本上写过这么一段盛赞漂泊的话：“近代中国青年，一川很好的现象，就是以漂泊为快乐。把一向”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“的观念，已经扫除。在作品里，常见到什么《流浪》呵，《漂泊记》呵，这是可乐观的现象，惟愿有正大的趋势！”这正是漂泊青年的浪漫之处！对沈从文，黄永量度这样一些人来说，尽管有漂泊的艰辛，尽管有乡愁，但在创业时期，这些都早已抛至脑后，他们拥抱的是自由，是浪漫/。他们似乎都认定自己的文化使命，都本能地感到自己终究会有一天挺立在十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舞台上。 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黄永玉为什么会以充满诗意、浪漫的语言，把沈从文的人生写得那么丰富多彩，把沈从文的形象勾画得那么感人，想必他在沈从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换一句话来说，他写沈从文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写自己，命运的联想常常会是一个人记忆中最温馨，最令人陶醉的内容。 两人也许还有不同，沈从文在到在北京之后，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，并且在几年之后，以自己在才华引起了徐志摩，胡适的青睐，从而，一个湘西“乡下人”，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“京派文人”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，黄永玉则不同。由于时代，年龄，机遇和性格的差异，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，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。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，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。在十多年时间里，江西，福建，上海，香港，台湾.....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，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下多少日子。漂泊中，不同文学样式，艺术样式，都曾吸引过他，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，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，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。在性情上，在适应能力上，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于漂泊。 难以想象，没有年轻时代的漂泊，会有后来的黄永玉。 漂泊让他把这个世界看个透，把世态炎凉看个透，漂泊也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方式，技巧，把他磨练得更加适应于一个复杂的社会。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纪在错综复杂的人际面前，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，更为应付自如，同时另有种“野气。” “他不像我，我永远学不像他，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、去育恨一些混蛋。他是非分明，有泾渭，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。所以他能写那么多小说。我不行，忿怒起来，连稿纸也撕了，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，”他这样把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。 这便是有人爱、有人气、有人恨的黄永玉。 （4）我常常感到奇怪，为何凤凰这样一个小小山，居然能在二十世纪产生沈从文，黄永玉这样到叔侄，两代艺术家？他们以各自的创造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发出自己的美妙的声音。同样奇怪的是，那片被沈从文称作古怪地方的地方，在出其不意地嘹亮高歌之后，为何又忽然转为沉寂？ 从十多年前刚刚认识黄永玉那时起，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故乡的那种浓厚情感。当时他告诉我，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湘西。“我们家乡太好了！实在太好了！”他爱用这样的强调语气夸耀家乡。他说，故乡的山水，能够勾引他的回忆，能够让他时时产生创作的冲动。 二年前那次与他一起到凤凰的旅行，我亲身感受到他与故乡的亲情。那次的旅行路线是从长沙到常德、张家界、吉首、凤凰。每一站都与他有着密切关联，每到一地他都有一肚子的故事。故事大都与沈从文、与他自己有关。 走在常德，路过一座桥，黄永玉指着桥下一条狭窄的沿江街道说，媾即是常德河街，有足足十里长。过去沈从文的笔下，我曾读到过这条街，各行各业，应有尽有，经商与卖身共存，文明与野蛮相处，黄永玉遥指码头，说他当年漂泊去，例是在那里上的船，他说到父母如何在这里任教，而丁玲的名字还是他母亲起的。门开发，。他很自豪，他的名字与张家界紧密相连。八十年代，便是他陪着最后一次返回湘西的沈从文来到这里。于是人们看到，在通往风景区的要道上，一块石碑上镌刻着沈从文的题词——“张家界”。 途经吉首，他说一定要到吉首酒厂（现在叫湘泉集团）逗留一下。我看到，在当时还显得简陋的厂部陈列室里，张挂得最多的是他的画与字。他兴致勃勃带我们走进车间参观，带我们看堆积如山的酒瓶。说到他为“酒鬼”“湘泉”两种酒设计酒瓶的过程，他眉飞色舞，说到当年他如何资助酒厂进京推销，如何利用他的关系打开市场，他同样津津乐道。这时，仿佛他已不是纯粹的艺术家，而是精明的企业家。看得出来，为了故乡，他乐于做一切事情。 一路上，不断地能感受到他对故乡诉热爱和故乡人对他的尊敬。 凤凰更是留下他早年生活的痕迹。 走在凤凰，听他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，我对这个小城，对他的艺术与故乡的关系，似乎有了较为深切的感受和理解。 黄永玉说他的家乡人有特殊的幽默和风趣，他的作品中的这些特色，往往得益于这种熏陶。他引以自豪的还有满城的妙趣横生，嬉笑怒骂的对联。“你看凤凰人多有创造性！”每看到一副佳对，他就这样感慨。 他说他小时候喜欢在青石板小巷里闲逛。最爱去的是边街，那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艺人的天地。在黄永玉的印象中，有一家姓侯的风筝画得最漂亮，是宋代画的源流。他常常站在门前，一看就是半天。雕菩萨的铺子，也是他常去的地方。即使坐在教室时奉承的心仍在铺子里，他想象着不同木雕的模样，这些，充实着他幼小的心灵。 少数民族的庆典，对于黄永玉这种年纪的孩子，恐怕是最快乐的日子，正是在街巷里，他看到了至今认为在别处从未看到过的如此完整的民间文化。大傀儡戏，划龙船，重阳登，元宵舞狮，清明挂坟，红白喜事，放风筝，他庆幸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。 去过凤凰，读过沈从文所有的湘西作品，看过黄永玉画的故乡记忆，便会明白从那里瞳出来的人，为何会如此固执地偏爱故乡。对于他们，故乡不只是记忆，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的对往事的留恋，而是一种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想象，一川不断地能够提供创造力的源泉。 真正的艺术家莫不如此。 无法排遣的故乡情结。这两年，最让黄永玉投入的是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。他有一个野心，借写自己的一生，把这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。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，虽然刚写到四岁，却已有二十万字。他在发挥自己讲故事的才能，把故乡民俗，童年影子，生动展现在这部作品中，仍是他的习惯，没有完整构思，没有既定格局，随记忆而行，问他：要写多长？回答说：我也不知道。 一次漫长的晚年漫步。 其实，在熟悉他的生活之后，我便又能感觉到，所谓故乡情结，有时候在更大程度上恐怕是一种心灵的自我调节、自我安慰。人在变，时代在变，故乡的一切当然也相应会有所改变。甚至有时会变得让他自己也认不出来。山水人性，远不会像记忆中那么单纯，那么美好。有时种种不快，会困扰他，令他痛心、伤感。 曾经发生和正发生的一切，是否让他记忆中故乡的诗意渐渐淡去呢？我宁愿相信，不管现实中故乡的人与事带给他多少烦恼，也不管这些是否有可能打碎留在心中的美好印象，他都不可能从艺术和角度改变对故乡已形成的完美形象。他仍将一直走下去，因为，只有故乡的回忆，才是他永不枯竭的艺术源泉。 他故乡家中的木板墙上，有一片他四岁时留下的淡淡墨迹。几笔简单的脸谱图案，上面还歪歪斜斜有几个字：“我们在家里，大家有事做。” “那时，我可以命令弟弟了，我大声一叫：拿笔来！“黄永玉说。 已经七十四岁的黄永玉，不会忘记故乡遥远的那个场景，他还在不停地呼喊自己：拿笔来！ 故乡的真正意义即在此。 （5）如果有人想给黄永玉写传，他一定是在选择挑战。 他这样的人当然对传记作者来说有很大的诱惑。他的经历，他的成就，他在十十世纪中国文化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，都有值得描述。值得挖掘的价值。 然而，你所面对的却又是生活中难以把握，难以描述的性格。 生活中的人，与艺术中的人常常相通又相异。 他有激情。激情使他的作品刚劲而豪迈，气势非凡；激情使他疾恶如仇，爱憎分明；激情让他不断产生新的灵感，更愿意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。然而，激情也会是把双刃剑。如果放纵，不也是会让人像一匹飞奔的野马，在漫无边际的荒原上跑向不知晓的志在？一个自信，自傲的人，一旦拥有无法驾驭的激情，那么，智慧，才能华，是否就能让人永远处在最佳状态，使之结出最为灿烂的花朵？ 亲人和朋友们都深知他执拗，强烈的个性。他有自己的判别是非的标准，有自己交友处世的原则和方式。如他自己所承认的，他学不会沈从文那种宽容和大度，他也不会根据他人的好恶来做出判断和决策，看得出来，他还倾向于做一个性情中人。在更多的时候，他宁愿受到情绪的驱动，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好恶标准来做出待人亲疏的选择。 有时我就想，像黄永玉这样个性鲜明的艺术家，假如真的失去了激情，真的变变得谦和而无自傲，真的不再执拗和固执，真的不再冲动，那么他的个性又如何体现？他还能以他的方式，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范本吗？个性的利弊与优劣，谁又能说个明白？ 任何事物都无法假定，都只能基于业已发生的一切来评说，来描述。别人无法改变他，他自己也可能无法改变他自己。他只能是他自己。 （6）“我请你给我的这个画集写个序，好不好？”他对我说。 “我怎么够资格？”我让他最雪找更合适的人。 “就请你写。爱怎么写就怎么写。”他又说。 “随便写？”我笑。 “随你的便。”他也笑。 就这样，一篇印象记也就成了画集的序。 |